山西土改的两种模式
智效民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为了动员广大农民参军参战，进而夺取全国政权，中共中央于
土改运动由刘少奇全面负责。基于抗日战争的经历和土地革命的教训，他曾经考虑是否使用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土改，但由于薄一波在太行山区推行的暴力土改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，因此他否定了这一想法。1947年7至10月，为了推广太行山区即晋冀鲁豫边区的经验，刘少奇在河北平山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。在会上，他严厉批评了山东和山西的另外两个根据地。他说：“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；山东、晋察冀、晋绥都不彻底，尚须激烈斗争，才能解决问题……”他认为，土改运动“不彻底”，是由于干部队伍严重不纯，地主富农出身或受其影响的占很大比重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他要求“只有经过贫农团和农会，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”，才能彻底改造各级党、政干部，完成土改任务。尽管他知道：“这个方法，……若在全国实行，必致有数十万党员及大批干部被群众抛弃，或被批评斗争与审判，若干事变，亦将不可避免要发生。”（《刘少奇年谱》下卷，第86-88页）
全国土地会议还未结束，晋绥边区就闻风而动，率先成立农会。农会在《告农民书》中反复强调，对于地主、富农、恶霸、敌伪爪牙和他们的狗腿子，“大家要怎样惩办，就可以怎样惩办。”同时还指出：对于各级干部，“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，有监督、审查、批评、处罚、表扬、教育”的权利。“该批评的，该斗争的，该处分的，该撤职的，大家都可以批评，可以斗争，可以处分，可以撤职。如果是共产党员，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，也可以……开除。”（《晋绥日报》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）
于是，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开始了。
兴县著名的开明绅士刘象坤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，他的儿子原是干部，为了与父亲划清界线，夺下民兵手里的步枪在尸体上捅了两刀。刘象坤的哥哥刘少白是边区参议会副议长，也被押回家乡斗争，并撤消一切职务。刘氏兄弟是黑峪口人，在斗争会上，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也被打得死去活来，晕死过去。众人以为他死了，就用绳子把他拖到黄河岸边，扔了下去。没想到刘玉明在河滩上又苏醒过来，要挣扎着往起站。几个土改积极分子看到他没有死，又下到河滩，端起刺刀在刘玉明胸脯上猛扎两刀。刘玉明死后，有人
不久，兴县蔡家崖召开斗争牛友兰的“斗牛大会”。牛友兰是晋西北首富，毛泽东1948年路过晋绥时住的窑洞，即当时的晋绥军区司令部、现在的蔡家崖革命纪念馆，就是他家的房子。抗日战争中，牛友兰毁家听说人的心脏能够治病，便用刺刀将他的心脏掏出，拿回去给病人吃。纾难，把房屋、店铺、工厂、土地、金钱几乎全部捐献出来。据说仅一次捐献就武装了贺龙的一个团，因此在土改前他已经是一无所有了。但是到了土改的时候，他仍然在劫难逃。由于牛友兰没有做过坏事，斗牛大会效果不好，于是有人就用铁丝（一说发簮）穿了他的鼻子，让他的儿子、曾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的牛荫冠牵着游街示众，牛友兰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，随即毙命。
在土改中，整人、折磨人的方式真是五花八门，令人发指。除了棍子打、锥子捅、绳索綑、石头砸、火钳烫、石灰扑眼之外，还有磨地、坐圪针柜、扔四方墩等花样。所谓磨地，是把棱角锋利、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，然后把人的衣服脱光，推倒在地，提住他的脚在上面来回拖拉。《山西文学》的
但是据我所知，这种暴力运动并不是山西土改的唯一模式。
1964年高中毕业后，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打入另册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我“响应党的号召”，主动报名下乡插队。插队的地方是太原市清徐县徐沟公社西楚王大队。
初到农村，我的阶级斗争观念特别强。山西的晋商曾经盛极一时，因此当地有许多城堡式的高楼大院，其规模虽然比不上大家熟悉的乔家大院，但是就局部而言，那一座座院落都颇有气派。根据当年接受的教育，我断定这无疑是地主的宅第，里面肯定像“收租院”一样，不知道有多少本农民的血泪账！
就在我们下乡的时候，当地的四清运动也刚刚开始。我以为这正好是提高阶级觉悟的好机会。没想到四清运动的主要对象不是地主富农，而是当地的干部。由于没有召开大规模批斗地主的大会，看不到控诉地主罪恶的动人场面，我多少有点失望。找贫下中农打听，才知道上这里实行的是“和平土改”。而那些高楼大院的主人，因为被群众视为“好人家”，大多数划成了中农。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。
一年后，因为生产队把我们的建房款和建房木材挪作他用，便把我安排在饲养院的牛棚里居住。饲养院还住着四位饲养员，其中三个是单身汉。我以为这正好是访贫问苦的好机会，没想到每当聊起过去，三位老人都自责不已。他们告诉我，当年他们也有许多家产，只因为染上了抽大烟，才卖了房地卖老婆，卖了老婆卖儿女。因此他们都说自己是“灰鬼”、是“赖人”。当我问到如今寄居的人家时，他们都非常感激，说那是好人家，要不是他们收留，自己早就没命了。我问他们土改时分的土地和房子哪里去了，他们说刚分到手就卖了，卖的钱也早就糟蹋了。因此他们只好寄居在中农或上中农家庭。我发现，他们既没有亲人，又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，因此他们挣的工分全部交给寄居的人家，就像一家人一样，而这家人也为他们提供衣食等生活保障，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安度晚年。这让我隐隐约约感到，所谓旧社会的长工和地主，不就是这种关系吗？
为什么在我插队的地区会实行和平土改呢？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文字材料。不过据我推测有以下几个原因。第一，徐沟距省城很近，在当时属于“新解放区”。如果说暴力土改在革命老区有雄厚“群众基础”的话，那么在“新解放区”就差得多了。第二，由于内战正在激烈进行，山西老区的大批干部急于南下，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力量去“宣传群众、动员群众、组织群众”。这样一来，只好选择和平土改的方式来“走走过场”。第三，土改以后，由于许多分到土地的贫雇农也像上述三位饲养员一样，没有能力去经营土地，因此太行山区首先发明了互助组，接着又升级为农业合作社。这种千变万化的局面也可能是当地实行和平土改，以便紧跟形势的一个原因。
当然，这仅仅是我的一些推测，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